图一水晶杯

战国是中国玉器发展的关键时期，上承春秋治玉之传统，下启两汉玉器之辉煌，无论在造型纹饰，还是工艺技法等方面，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战国时期由于百家争鸣、思想解放，人们对于艺术的追求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同时得益于新工具、新技术的不断出现，社会生产力大为改善，为艺术创造提供了物质保障。在此大背景下，战国时期的琢玉工艺进入一个空前发展的阶段，涌现出大量精美的玉器。

杭州博物馆馆藏战国玉器出土于杭州半山石塘镇，墓葬年代为战国时期，历经余年。战国墓葬群发掘面积约0平方米，出土玉石器件。战国时期的玉料以透闪石软玉为主，色泽多样，常见的有白玉、青玉以及颜色斑驳的多色玉等。从战国墓出土的玉器来看，战国时期的配饰用玉以白玉和青玉为主，这与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念有关，同时也受到“君子比德如玉”之观念影响，即以白玉无瑕象征君子高尚纯洁的品德。与其他各时期的玉器一样，考古出土的战国玉器通常会有白化、受沁，以及粘有附着物的现象，这在杭州半山战国墓出土的玉器中也较为普遍，只有少量玉器呈现出光润的色泽。通过红外光谱测试和能散X射线荧光光谱对战国墓出土玉器进行测定，鉴定出水晶、玛瑙、琉璃器、软玉（透闪石、阳起石），昌化石（地开石、伊利石、叶腊石），滑石和绿泥石等玉石材质。

图二云龙纹剑饰

这一时期的玉器以兵器的饰件和佩饰用玉为主，剑饰纹饰精美，配饰玉一般形制较小，玉器总体风格由简转繁，纹饰繁密细致，琢工宛转流丽，细腻精美，镂雕和微雕技术充分反映出高超的工艺水平。本文特选取部分玉器精品，与读者共同品鉴。战国时期玉器生产进入鼎盛阶段，加工工艺不断进步，水晶杯（图一）便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此杯用整块优质天然水晶制成，敞口平唇，斜直壁，圈足外撇，素面无纹，造型简洁，器表经抛光处理，底部和中部有少量棉絮状的自然结晶，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出土的早期水晶制品中最大的一件，其制作技巧和工艺已达到非常高的水平。

中国使用水晶的历史非常悠久，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和墓葬中曾多次出土水晶制品，商周以后，水晶制品的制作更加精细，春秋时期已有水晶生肖雕件出土。在水晶杯发现之前，国内从未出土过纯度如此之高的大块天然水晶，并且在战国同时期和其后的朝代，水晶制品都无一例外要小得多，可见大块、完整、均匀的天然水晶非常难得，要把水晶加工成这般模样，在当时其难度可想而知。

战国水晶杯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思考：如此高纯度的天然水晶目前在国内几乎找不到，水晶杯的原料产地在哪里？水晶的硬度很高，在科技并不发达的战国时期，人们是使用什么技术和工具对它进行琢磨？用怎样的方法将杯壁和杯底进行抛光？特别是杯子中间的杯芯，又是通过什么方法取出来？如此现代与时尚的造型，真的会是战国时期的吗？这些至今仍是未解之谜，等待我们去发现。

图三青玉涡纹玉璧

春秋晚期开始出现单独使用的玉质剑饰器，依其所在位置分别称为剑首、剑琫、剑璲和剑珌，这四种玉剑饰造型多变，而且在春秋时期属于形制发展的初期状态，所以没有成套使用的现象。玉剑饰至战国时期发展成熟，剑首、剑琫、剑璲和剑珌的造型趋于稳定，并且一起镶嵌在剑身与剑鞘上，开启成套使用的风潮。石塘战国墓出土云龙纹剑饰（图二）便是将剑琫、剑璲和剑珌镶嵌在玉剑鞘上成套使用。此件玉剑鞘呈黄绿色，局部受沁发黑，剑鞘的鞘身为两片扣合式，分别由5组龙纹和浮雕云纹组合而成，整体纹饰布局显得抽象而繁密，纹饰的处理也更为立体。云龙纹剑饰的材质为昌化石，有关昌化石的历史记载，以往大致把开采和利用的时代定为始于元代，如清代戴启伟《啸月楼印赏》、近现代邓散木《篆刻学》等都认为青田、寿山、昌化等石材从元人王冕始使用。《重修浙江通志稿》载“中国印章之石……本省竟占其二，即青田之图市山与昌化县之玉石山是也”，“玉石山位于浙江西北之边陲，与安徽绩溪交界之处，距昌化县城西北约四十公里”，“玉石山高出海面一千二百余公尺，高出当地之板桥三百余公尺，东北则为天目山山脉之主干”。民国甲子年（）续修《昌化县志》物产编之属目中载：“玉石矿一，在十二都康山介里板桥头两庄之间。”据史料，昌化县在南宋置玉山乡，管里十一（西北部诸村），“玉山乡里曰保福，属九都。按宋咸淳志，邑有四乡，一村五十里”。可见玉石山早已知名。昌化石是一种多矿物的天然集合体，平均比重2.62，硬度2.5。主要成分为地开石、伊利石、明矾石、辰砂，局部有叶腊石、黄铁矿、石英等。根据红外光谱测试和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测定表明：战国墓出土的昌化石大多为地开石、伊利石（绢云母矿石）。从器物的外表来看，伊利石的透明度好，绿色为多，似玉，并在昌化石中产量较少，比较珍贵。云龙纹剑鞘和战国青玉涡纹璧（图三）的质地，应为昌化石中的上乘石料，晶莹碧透，古人所誉“石之美者”诚非虚妄。

图四兽面纹石剑饰

这些出土玉石器证明，随着封邦之间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的相互交流，越国贵族在选择用玉时，在有条件也有可能使用外来玉料和成形玉器的同时，已经使用本地出产的昌化石。同时，在对昌化石的选用上，也已经开始从珍贵程度和美观的角度进行选择，并且积累了石材雕刻的丰富经验。这是否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他们对昌化石的使用和认识，至迟在战国时期已经形成。

兽面纹玉饰的基本形象包含眼睛、鼻子、嘴巴、獠牙以及双角等部分，以呈现动物头部与五官特征为主，从新石器晚期出现后一直发展流行。由于制玉技术及艺术风格的影响，各时期兽面造型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春秋时期流行的兽面纹常常采用“一纹两用”或“一纹多用”的设计，例如将两个虺龙纹或众多龙纹与鸟纹汇集而成，组成一个兽面纹，或是汇集许多龙纹和鸟纹组成一个完整的兽形动物。这一设计至战国时期产生新的发展，运用镂空技法凸显群体动物纹的形态，使群体动物由寄生式的“纹”转变为具体的“形”，以此为基础发展出各种“形”的组合变化。战国墓出土的神兽纹玉剑饰（图四）前端为透雕龙头，平面略呈椭圆形；后端为柄形，似龙尾，通体施卷云纹和细密的叶脉纹饰，正反两面纹饰中还有一些阴刻的菱形和小圆圈状眼。这种兽面纹或带有兽眼的纹饰又常常和大量的极纤细的阴线和游丝状纹饰相结合。图五与图六这两件器物配套组合，应是某种权杖的两端饰（图五、图六）。

图五神兽纹玉端饰

战国玉器的纹饰中，谷纹、乳丁纹、云纹、蒲纹等都是抽象的几何形纹饰，由于制作方法上的原因，它们都是有规律地遍布器表，相对略显呆板。除此之外，战国玉器上流行的龙纹、兽面纹等动物造型的纹饰，形式自由、设计巧妙，更能体现战国玉工高超的设计理念。

装饰用玉是战国玉器中最精美、数量最多的部分，品种繁多，用途也不尽相同。有戴在颈部作为项饰的，戴在手腕上作为手镯的，有作为腿部装饰的，还有佩挂在胸腹部的组玉佩。石塘战国墓出土的玉璧、玉璜、玉环等均为配饰玉。

图六神兽纹玉端饰

玉璧是出现最早、使用时间最长的一种礼仪用玉。自西周以来，玉璧就是最重要的礼瑞用玉，《周礼》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春秋战国时期是使用玉璧最繁盛的阶段，此时的玉璧表面出现了纹饰。战国时期的玉璧除了在礼制方面起重要作用外，还大量用于装饰。作为装饰用玉，璧的形制较小，勾连纹、卷云纹和谷纹、涡纹玉璧流行于整个战国时期。

勾云纹玉璧（图七）采用单阴线雕琢而成，刻纹浅而纤细，玉璧的外缘规整，断续排列着12组扉棱。春秋时期，玉璧的造型比较单一，到战国时期造型趋于多样化，一般佩饰的玉璧形制较小，造型多样、新颖，装饰精美。战国玉器讲求造型美，人们在一些完整的玉器造型上增加了和谐的装饰，使均衡的造型有了变化，突破了古玉单调、肃穆的格局，这种形制的玉璧在战国玉器中比较少见，特殊的造型究竟是为了单纯追求美观，还是为了符合某种特定功能而设计，现在还不能遽断。

图七勾云纹玉璧

随着全国玉材开采量的不断增加，战国时期治玉技术发展迅速。此时“以玉比德”的崇玉爱玉之风，也促进了列国琢玉工艺的发展，各诸侯国均设玉作坊琢制玉器，玉器多坚硬细腻，打磨光洁，器表常带有强烈的玻璃光泽。尽管杭州地处长江以南，其酸性土壤常常使玉器表面黯然失色，但还是有一些出土玉器明显地呈现光润的色泽（图八）。

图八素面青玉环

中国自古就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之传统，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达官显贵更是如此。其配饰玉组玉佩通常由玉与玛瑙、水晶、玻璃等混合组成。其中主要的配件是玉璜（图九），一般认为凡佩戴玉璜者，都应是身份较高的人。组玉佩在杭州半山一带的战国墓中多有发现，依照墓葬的规模和陪葬器物的品种来看，墓主人应是当时驻扎杭州的高级军事首领。

图九涡纹玉璜

玉带钩（图一〇）数量的大量增加，是战国时期服饰用玉的一个明显变化。长期以来，学术界把这种变化的原因归结为战国中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政策的推行。事实上，至少在春秋早期中原地区就已经开始使用带钩。战国时期，由于人们普遍着深衣，腰间系有外露的革带，出于美观的考虑，玉带钩开始盛行。

图一〇勾云纹带钩

此件玉管（图一一）为鸡骨白色，穿孔较大，略呈圆台形，中间微微内凹，通体施谷纹。谷纹是这一时期较为普遍的纹饰，形似刚刚发芽的谷种，十分精细。同时又像刚刚孵出的小蚕，也有学者称其为“蚕纹”。谷纹常常是布满器身，虽然简单却充满想象力。也正是由于谷纹的纹饰单一，所以在制作工序上发生了变化。浮雕谷纹的制作方法是先以砣具阴刻出三组平行线定位，形成多个整齐的六边形小单元，然后将每个六边形的周边减去，形成圆形的颗粒，最后逐个把圆形颗粒琢成带卷尾的谷纹。玉管的穿孔则由战国时期流行的金属管具来完成，金属管具口径较大的用来制作璧、环类器物的外形，口径较小的则用于打孔去料。

图一一玉管

龙形玉佩（图一二）是战国玉器的主要品类之一，其造型包含一个侧面龙首及一条修成的蛇状身躯，身躯部分可配合玉料形状进行灵活设计安排，对龙纹身躯进行合理转弯，因此战国玉龙素有“玉龙百态”之美誉。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琢玉工艺的提高，玉工尤其重视对玉料的充分利用并力求提高生产效率，战国玉在因料施工和成形工艺上均达到了新的高度。对于当时流行的龙形佩，玉工通常利用线具切割余料，勾勒出玉龙的雏形，再利用线具镂空，刻划出玉龙的细部特征，从而制作出形态各异的龙形佩。这件龙形玉佩呈“S”形弯曲，龙首回顾，龙身扭动，玉工充分利用线具镂空的手法刻画出勾转的足爪和鬃毛，龙身上则用砣具阴刻出涡纹。

镂空是战国琢玉工艺中主要的工序，玉工首先沿着器体外缘切割出器物的轮廓，然后在器内进行镂空以凸显各单元的造型。在进行器外镂空时，通常在玉料表面用砣具定线打稿，然后利用线具沿着阴线稿镂空成形。在器内镂空时，则先用桯具钻孔，再利用线具从孔的周围镂空去料。由于玉工对细利的金属线具操作纯熟，使镂空边缘弯转流畅，整体造型灵活生动，充分体现了战国玉器的镂空特色。

图一二龙形玉佩

战国墓龙形玉佩由两块玉片进行拼接而成。战国时期，玉工为了在平面片状玉器上表现出动物纹样的整体面貌，将从不同角度观察到的动物身体部位拼接在一起，从而形成“面面俱到”的独特纹饰设计。战国墓葬中出土了两件完全相同的龙形玉佩，每一件均由两块玉片拼接而成，这种类型的器物也可称为“片饰器”，“片饰器”泛指片状的象生动物玉饰，造型种类极为丰富。从制作工艺的角度来看，大部分片饰器是以片状玉料所做的个别设计，有些成对玉饰是由一块厚玉料制作而成的，其成形工序和玉料切片工序互有先后，又可分为“成形对开法”与“对开成形法”两种。其中，“成形对开法”具有切割线吻合、造型一致的特征，特别适合成对玉饰的制作。其制作工艺是先制作完成一件较厚的玉器，然后将其直接对开成两件质料、形状和大小完全相同的器物，利用成形对开法制作的两件玉器可以完全重叠吻合，是更为理想的成组器物，战国墓出土的这一对龙形玉佩应是采用了这一制作工艺。

战国时期，铁器的使用不仅使玉矿大量开采，大块玉料的切割、浮雕、透雕和线刻等雕琢技艺的灵活应用也成为可能。绞丝纹因其纹线阴阳相间，形如扭曲的束丝而得名。商周玉器上出现比较纤细的绳纹，可以视作绞丝纹的起源，战国玉器上绞丝纹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战国墓出土绞丝纹玉环（图一三）器形规整，器表应是利用锥形工具琢出凹槽，呈现扭转动感。

图一三绞丝纹玉环

此件绞丝纹玉环的材质为滑石，滑石是半透明至不透明的镁的硅酸盐，自然呈色丰富，主要有灰色、微红、褐色和白色。由于滑石硬度约为1.5-2.5，质地柔软有油脂感，所以又称为皂石。因滑石分布广泛，原料丰富且易于加工，所以在战国时期被大量用作玉器的替代品，常见的器物类型有覆面、珩、璧和环等。虽然滑石器在形制上和玉器基本相同，但其质地很软，纹饰多是利用管具或锥状工具直接刻画而成，这与使用砣具在玉器上琢磨纹饰的方法截然不同。

图一四绞丝纹玉环

这件玉环（图一四）形制规整，器体打磨光滑，器表白化现象严重。在战国晚期，这种绞丝纹环或是单独用作配饰之物，或是用在成组配饰之中。但此器的器体较宽，而同时期的同类器物大都相对较窄，故更有可能是单独使用的佩饰器。

图一五玛瑙环

玛瑙的使用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战国时期继续沿用。战国时期流行半透明橘黄色玛瑙和红色玛瑙，最常见的器物类型是环。由于玛瑙质地坚硬，所以一般不雕琢纹饰而仅将其打磨光滑。此件玛瑙环（图一五）做工精细规整，器孔双面琢成敞口，断面近菱形，表明经过了几道工序的抛光处理，色彩各异，有强玻璃光。该玛瑙环出土于战国一号墓，该墓葬是杭州地区首次发现的大型先秦墓葬，墓内出土的玛瑙器在江南地区较为罕见（图一六），很可能是楚灭越后随之带入的器物。

图一六玛瑙环

最晚在西周时期，玻璃器就已经大量使用。战国时期，由于冶铁技术的改进，玻璃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提高，战国中晚期的琉璃属于以二氧化硅为基质的铅钡玻璃，此时期玻璃被广泛的被用作玉器的替代品，常见的有璧、环、珠、管和剑饰器，南方的楚幕尤其流行使用玻璃器，所以它和玛瑙环一样，都是楚灭越后随之带入的。

此件琉璃珠蜻蜓眼挂件（图一七）中间有穿孔，在深蓝色玻璃基体上嵌有湖蓝、白、褐色的圈和条纹，并留有明显的模铸、镶嵌痕迹，表现了中国早期的玻璃制作工艺，早期的玻璃器非常珍贵，常常被贵族使用。

杭州半山一代早在战国时就是人口密集、生活富庶、经济发达的地区，作为杭州的北部门户，它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所以半山石塘、黄鹤山和皋亭山脚下发现的战国墓冢也最为密集，共计20座。这些大幕的主人应是战国时期的行政长官、军事首领或他们的亲属。

图一七琉璃珠蜻蜓眼挂件

春秋战国，社会动荡，百家争鸣。杭州地处吴、越接壤之地，杭州在历次纷争中数易其属，曾为越、吴、楚国的疆域，此时的文化也因而兼得吴地精巧典雅的风格，以及越人质朴刚猛的气息，略缀以楚地浪漫瑰丽的色彩。杭州这一时期出土玉器以兵器饰件和日常配饰为主，品类延续了春秋晚期的发展方向，以玉佩饰、玉带钩、丧葬玉、剑饰、剑鞘以及礼瑞用玉为主，玉器纹饰主要有谷纹、勾云纹、兽面纹三大类型，在形制方面，透雕工艺的日臻成熟与“一体成形法的”运用，产生出新的出廓形式，造型纹饰随着审美观念与制作工艺的演进而改变，呈现出了特有的风格特征。

玉器虽是工匠艺术，但是战国玉器却匠意大减，艺术性很强，每件作品都有生动形象的艺术语言，主题明确，含义清晰，体现了战国玉古典主义美的内在魅力，精湛的工艺也证实了身处争霸之境的杭州曾经有过的繁华。

本文刊登于《文物天地》年第6期。

编辑：王龙霄

审核：耿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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