崧泽十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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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变”:制陶技术。马家浜时期的陶器多为红陶、外红里黑,形状不太规整;进入崧泽之后,灰陶数量开始增多,且开始出现慢轮修整的技术,陶色均匀,陶窑技术也有了很大进步。第二“变”:玉石分野。马家浜时期所使用的玉料多为石英和玛瑙,俗称“假玉”,器形以环玦、条形璜、桥形璜为主,这一特点持续至崧泽早期;到崧泽晚期,转为以透闪石、阳起石为主要玉料,器形上条形璜少见,多为片状半璧形璜,手镯、各种形状的坠形饰数量较多。这不仅开创了以透闪石、阳起石为主料的用玉传统,而片切割、线切割、钻孔等攻玉技术,也为良渚时期玉文化的巅峰奠定了技术基础。第三“变”:髹漆技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漆器是出土于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的漆弓,年代距今多年。至崧泽时期,漆广泛应用于豆、壶等陶器、木器上,图案丰富灵动,证明在太湖地区,漆的制作与应用已经是一种很成熟的技术。第四“变”:农耕技术。马家浜时期的水稻田发现较少,使用的是木耜一类的农具;而崧泽晚期的较多遗址开始出现石犁,说明此时已经进入犁耕阶段,将中国的犁耕传统追溯到年前。第五“变”:聚落与人口。马家浜晚期至崧泽早期,太湖西部的丘陵地区遗址众多,人口稠密,文化繁盛,特别是江苏南部至安徽地区沿江地带出现很多高等级的聚落,如张家港东山村遗址、常州乌墩及圩墩遗址、南京北阴阳营遗址、安徽凌家滩遗址等,这些地区生产力先进,社会进程领先,形成了这一阶段环太湖地区的“文化高地”;崧泽文化晚末期,以上地区的人口大范围向太湖东南部沼泽平原迁徙,到良渚文化时期,太湖西部地区遗址却寥寥无几,这为太湖东部平原地区的大开发和良渚文化的繁荣奠定了人口基础。第六“变”:堆土筑台。大量东迁的先民,为了解决沼泽环境下的居住问题,开发出一种堆土筑台的聚落营建模式,遗址外围常因取土形成环壕,这种聚落模式成为一种聚落传统,深刻影响了良渚文化,直至今天江南水乡的居住模式。第七“变”:社会组织结构。随着人口和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组织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崧泽末期,之前大规模的族群墓地不见,从聚落上可以明显观察到社会单位开始更细致的分化。第八“变”:男性社会地位的反转与确立。马家浜文化至崧泽文化早期,高等级墓葬往往为女性,之后可能由于生业经济模式的转变与生产力的发展,或许还有交往及战争等原因,男性在社会中的主导性地位得以确立。崧泽文化晚末期,男性墓葬往往随葬石钺,成为墓主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第九“变”:玉器反映的观念。赵辉先生提出从“崧泽风格”到“良渚模式”的概念,用以表达长江下游地区观念系统的转变,认为崧泽文化缺乏崇拜对象的具体形象,推测是贴近自然崇拜的原始宗教阶段。仲老师认为这一转变的关键节点,与崧泽末期玉龙的出现关系密切。第十“变”:环境变化。崧泽晚期,太湖地区自然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气温下降,湖泊和沼泽的面积减少,陆地面积增加,这是发生上述诸多变化的环境背景。第十一“变”:崧泽文化圈的形成。崧泽时期的人们,通过内部交流及跨地区交流,形成一种大范围的文化共通性,即以太湖地区崧泽文化为核心的“崧泽文化圈”。该文化圈的形成有很重要的意义:①它促进了各地区资源、技术、语言、审美、社会习俗、思想观念等层面的交流;②促进了各地区社会的分层和复杂化;③促成了长江下游地区文化格局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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